年轻时，很不喜欢许知远。

我的大学年代，始于1999年。那几年，中国诞生了两份有意思的商业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报》用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橙色新闻纸，许知远那时是它的主笔。

那时候，不喜欢《经济观察报》，尤其不喜欢许知远的文章。他总是故意提一些大作家的名字，引用一些名句，但他并不想让你了解那些人是谁，而是需要你事先了解，才能真切知道他在说什么。那种矫情，正如《经济观察报》的橙色新闻纸一样刻意。

相比之下，我爱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尤其是每周连载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作为全球闻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却用港式专栏的浅白文字，让读者明白经济学是什么，顺带也有制度经济学鼎盛时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掌故。对我这样学社会学、不懂经济学的人，看着张五常的专栏，也能逐渐入门。

是的，那时候我极为喜欢张五常，当然现在也是。甚至连“是的”这个句首用法，也是学自张五常。

2000年前后，正是互联网逐渐在学校普及的年代，知识伴随比特的零成本复制正在变得触手可及。而作为1996年高中就接触网络的那批学生，我天然亲近张五常这种知识普及流——好东西应该慷慨地分享给所有人，而不是用来圈地。

2002年的时候，我还在客串做编辑的《萌芽》杂志论坛上，写过一篇《圣经、传教士和所谓精英份子》，专门表达这个意思。文章里我拿基督教传教士做类比——圣经是传教士们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但从马丁·路德开始，他们就不断将希伯来文原版翻译成各种文字、各种方言，甚至细致到上海话圣经、宁波话圣经，只为了让一个斗大字不识的人也能听懂上帝的启示。传教士从来没有放弃或看不起任何人。而我们的一些“精英分子”呢，也有自己的“圣经”——福柯、哈贝马斯或别的什么先哲——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充斥着拗口的术语和英式中文的长句，从来就没打算让普通人读懂。我在文章里写，张五常作为产权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完全有资格把文章写得深奥一些，但他没有，他几十年来写的都是发表在《壹周刊》上给香港老百姓看的散文。有人给过张五常一个很贴切的评价——经济学的传教士。

那篇文章的火气很足，用了“可恶”和“恶心”这样的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对知识壁垒的愤怒是真实的，也是朴素的。那时候我把世界分成两种人：像传教士和张五常那样把好东西慷慨分享的人，和像那些精英分子一样用术语圈地的人。许知远，在我心里，显然站在后面那一边。

甚至多年后，当我在一家日报工作，开始带实习生时，都还会提醒他们：读大学时看看许知远，挺好，但正经做财经报道，还是要把那种矫情从稿子中剔除。

后来，许知远去做了单向街书店。再后来，他做了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因为采访马东时追问“精致”而被说不合时宜，因为采访俞飞鸿时夸赞对方的美丽而被视为“油腻”。

那时，隐隐反而对许知远有些改观了。在那个网络烂梗已经泛滥、整个中文互联网表达大滑坡的年代，许知远对精致的追求，再不合时宜，反而显得有些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因为那种迂腐而可爱了一点。

再后来，听许知远的播客《游荡集》，听他聊一些书、一些掌故，其实还是一如当年的文艺青年，甚至依然矫情。但或许是介质变了。文字是一个可以反复审视的介质，读者会盯着每一个多余的名字和引语，觉得你在炫耀。但当那种矫情通过影像和声音传递出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犹豫、他的不合时宜、他的坚持，是有血肉的。文字藏不住卖弄，但声音和画面藏不住真假。许知远在这些介质里反而更自在了，或者说，更暴露了，而暴露出来的东西，恰好不那么讨厌。

二战时，纳粹希望美国黑手党去刺杀罗斯福，美国黑手党拒绝了，回复是：罗斯福虽然是狗娘养的，但也是我们的狗娘养的。用这句话来说许知远，或许不够妥帖，但在这个整体表达水平滑坡、甚至被AI冲击得越来越不像真人说话的时代，它多少能代表一种感受——许知远至少还是一个“真人”，还在用真的情感去碰真的东西，哪怕姿态依然有点拧巴。

最近看完陈鲁豫采访许知远的三小时播客，听他谈花了十年写梁启超传，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分水岭。一个年轻人掉书袋，是因为他还没有自己的根，需要借别人的名字来搭建自己。这次重读他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能看到里面不少文字受孔庆东那本《47楼207》的影响，其实他一开始也想写得有点真、有点幽默，只是刚毕业不久，功力撑不起野心，只好拿别人的名字来垫场面，让自己显得老成。但当他真正花十年沉进一个人物，那些曾经被他拿来装饰门面的阅读，终于变成了地基而不是装饰品。那个掉书袋的年轻人，终于开始写自己真正的东西了。

回头想想，我对许知远态度的变化，可能不只是关于他的。二十岁的时候，我把世界分成传教士和精英分子，觉得做不到把话说得浅显易懂的人，不是偷懒就是作恶。二十多年过去，我依然相信好的表达应该是慷慨的、朝向所有人的，但不再觉得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一定可恶。有些人只是还在路上。许知远当年做不到张五常做到的事情，不完全是因为傲慢，也因为他还没有走到那个位置。而我当年写檄文痛斥精英分子的时候，何尝不是另一种“还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急着要表达”——只不过他的方式是掉书袋，我的方式是甩火气。

或许这也是我对许知远路转粉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这二十多年走下来，对他多了一些理解，对自己也多了一些诚实。在这个表达越来越廉价的时代，一个人还愿意笨拙地、甚至矫情地对待文字和思想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珍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