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核心思潮速读 by OpenAI Deepresearch

1.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存在主义作为思想运动在二战后达到高潮，其兴起与20世纪中叶的历史创伤密切相关。当时人们面对战争、集中营和核爆的荒诞境遇，被迫直面死亡、自由与人生无意义等问题，这种时代氛围催生了“存在主义时刻” ¹。虽然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但真正流行则是在战后法国 ²。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存在主义最知名的代表是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以及他们的同行阿尔贝·加缪、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梅洛-庞蒂等人 ³。萨特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著名论断“存在先于本质”，意即人没有预先设定的本质，只能通过自身行动塑造自我 ⁴)。波伏娃将存在主义观点引入女性主义，著有《第二性》。加缪探讨荒诞人生中的反抗与自由。

核心理论内容： 存在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选择的重要性，认为在人生无固有意义的荒诞世界中，个体必须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由于不存在预定本质，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通过实践塑造自我 ⁵)。这一思潮倡导“真实”（authenticity）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直面生命的虚无和死亡的必然，从而在自由中创造自我价值。

影响与跨学科作用： 存在主义对战后西方文化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哲学和文学中（如萨特、加缪的戏剧与小说），还渗透进艺术、电影等领域 ⁶。它的思想情绪在伯格曼等导演的影片和诸多艺术作品中有所体现 ⁷。存在主义对心理学也有推动作用，一批人本主义和存在心理治疗流派发展起来，强调焦虑、孤独等存在性问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⁸。此外，存在主义关于自由与主体性的思想启发了社会运动领袖，如马丁·路德·金等人在追求解放时也受到其“自主创造自我”的理念鼓舞 ⁹。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在20世纪60年代后，存在主义受到新兴结构主义思潮的挑战。结构主义学者（如列维-斯特劳斯等）强调深层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制约，批评存在主义过分突出个人自由 ¹⁰。例如，萨特的人本主义观点与结构主义者关于人受“结构”支配的看法存在尖锐冲突 ¹¹。萨特本人也曾尝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保留个人自由的同时分析社会历史力量 ¹²。总的来说，存在主义强调个人主体性，在社会思想史上为反抗宿命论和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提供了重要视角 ¹³。

2.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符号互动论兴起于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源头可以追溯到乔治·H·米德等人的思想。米德等人受实用主义影响，将社会视为通过互动过程构成的。20世纪30年代，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正式提出“符号互动主义”一词，系统阐述其基本原理 ¹⁴。该理论在20世纪中叶逐渐发展，1960年代之后随着对宏大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而重新受到重视。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奠基人乔治·赫伯特·米德被视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他强调自我概念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米德的思想由学生布鲁默整理并推广 ¹⁵。布鲁默提出符号互动论三大命题：其一，人依据事物所具有的意义行动；其二，这些意义来自人与他人的互动；其三，人通过自身解释过程修改意义 ¹⁶)。其他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库利，他提出“镜中我”理论说明自我在他人反应中形成 ¹⁷；厄文·高夫曼将戏剧隐喻引入互动分析，发展出“拟剧论”，把日常社交比作舞台表演 ¹⁸。

核心理论内容： 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关注人在日常互动中赋予符号和行为的主观意义 ¹⁹。它认为社会现实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参与者通过语言、姿态等符号互动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互动过程中，人们相互解释他人的行为并调整自己的行动，从而形成社会秩序 ^{20 21}。例如，库利用“镜中我”形容个人通过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来想象自身形象 ²²。高夫曼的拟剧论进一步说明，人们在不同行为场合会“表演”不同角色，遵循一套文化“脚本”以维持互动 ²³。

在社会学内部的影响： 作为三大传统理论之一，符号互动论为理解社会提供了微观视角，强调研究面对面互动和主观意义的形成。符号互动论奠定了社会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基础，对研究自我认同、社会化、日常生活等议题贡献良多。例如，在犯罪社会学中，标签理论就深受符号互动视角影响，关注他人贴给个人的“标签”如何影响其行为。高夫曼等人的工作也开辟了日常生活社会学、身份管理等研究领域。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符号互动论的局限在于过于关注微观而忽视宏观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冲突理论家批评其“目光短浅”，未能解释制度和权力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²⁴。例如，有批评指出符号互动论缺少对种族、阶级等制度性不平等的考虑 ²⁵。支持者则回应说，正是通过深入研究具体互动，才能更好理解宏观结构如何为个人所经验。因此，符号互动论与宏观理论形成互补：前者提供对社会的“自下而上”理解，而后者则“自上而下”地框定社会背景。

3. 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正义论”通常特指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二战后，功利主义等传统伦理思想备受质疑，罗尔斯试图重建社会正义的规范基础 ²⁶。他的理论被称为“正义即公平”，被认为标志着规范政治哲学的复兴 ²⁷。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借鉴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实验，旨在定义一个公正社会的基本原则 ²⁸。该著作几乎影响了此后所有关于正义问题的学术讨论，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 ²⁹。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约翰·罗尔斯是哈佛大学哲学家，也是规范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 ³⁰。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原则是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 ³¹；第二原则包括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即社会经济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1）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附着于职位和岗位，并（2）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的群体 (Rawls, John |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假想实验，使人们在不知自身社会地位的情况下选择正义原则，从而保证选择过程的公平 ³²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1000-Word Philosophy: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他的理论为评价社会制度提供了规范标准，并激发了无数后续讨论。

核心理论内容： 罗尔斯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公平”。他认为正义原则应由处于假想“原初状态”的理性代理人达成一致选择 ³³。“无知之幕”遮蔽了人们关于自身出身、才能等信息，使他们不得不以公正立场思考社会规则 ³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首先确保基本自由平等（第一原则），然后允许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不平等，但前提是不平等有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差别原则） ^{35 36}。因此，罗尔斯的第一原则保障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第二原则要求机会开放且将利益倾斜给弱者 ³⁷。两个原则按优先序排列：先自由后平等机会，最后差别原则 ³⁸。这一框架力图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经济公平。

在学科内外的影响： 罗尔斯的正义论重振了政治哲学领域，对于法律学、经济学、社会政策等都有重大影响。据统计，当代几乎所有有关正义的学术讨论都会引用罗尔斯的观点 ³⁹。他的理论为福利国家政策设计提供了伦理依据，例如如何权衡效率与公平、如何制定税收和社会保障以照顾弱势群体等。 ⁴⁰罗尔斯的著作也影响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于全球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讨论。他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⁴¹。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正义论》发表后引发了广泛争鸣。自由意志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提出权利至上的观点，批评罗尔斯对再分配正义的强调侵犯了个人财产权 ⁴²)。社群主义者（如桑德尔）则认为罗尔斯假定了一个抽象的“无嵌入”个体，忽视了真实社会中共同体价值。罗尔斯也回应不断修正，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强调其正义原则是多元社会“重叠共识”的产物。总体而言，罗尔斯的正义论奠定了当代关于平等与分配问题的讨论基石，其“无知之幕”等概念成为分析正义问题的标准工具 ⁴³。

4.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结构功能主义是20世纪中期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的涂尔干对于社会实证研究和社会团结的分析 ⁴⁴。在二战后到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各种学说综合为体系，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框架 ⁴⁵。帕森斯提出社会必须满足的“四大功能”（AGIL模型），认为所有社会结构都服务于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隐模式维持等功能 ⁴⁶。其学生罗伯特·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中层理论，区分显功能和潜功能，修正了帕森斯体系过于理想化的部分。到1960年代末，由于社会现实（如动荡的社会运动）无法用功能主义充分解释，该理论的主导地位开始衰落 ⁴⁷。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埃米尔·涂尔干可视为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先驱，他强调社会各部分相互依存，以保持整体凝聚 ⁴⁸。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成为该学派核心人物。他把社会比作有机系统，提出任何社会要维持稳定，必须有诸如规范化的制度来满足基本功能 ⁴⁹。帕森斯提出“功能前提”，如社会需要建立模式化的互动结构、界定与环境关系、调节成员边界与控制等 ⁵⁰。罗伯特·默顿则对功能主义作出重要修正，他引入“显性功能”（行为的预期后果）与“潜伏功能”（未预料到的隐蔽后果）的概念，指出社会现象可能具有不止一种功能（包括“负功能”） ⁵¹。默顿还倡导“中层理论”，反对帕森斯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提倡构建可经验检验的中等范围理论。

核心理论内容： 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部分（例如各种制度、规范）都执行特定功能，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连续 ⁵²。它假定社会倾向于平衡，各组成部分通过履行功能促进整体和谐。例如，家庭负责社会化，学校传授知识，法律维护秩序，各尽其职 ⁵³。当某部分发生变迁，其他部分会相应调整，以恢复新的平衡 ⁵⁴。因此，功能主义关注社会结构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如涂尔干所分析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分别对应传统社会通过相似性维系团结，现代社会通过分工互赖维系团结 ⁵⁵。总体而言，此理论重视价值共识和社会秩序，认为社会变迁是适应内外张力的渐进过程 ⁵⁶。

在社会学内部的影响： 作为20世纪中叶的主流，结构功能主义曾指导了大批经验研究。许多对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的功能分析都源于这一视角。例如，人们研究宗教仪式如何强化集体道德，偏差行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规范重申等。这一学派也培养了大批学者，奠定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然而，其过于侧重稳定和共识的倾向，在社会快速变迁时期显得保守不足。70年代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被新兴的冲突论等取代，但近年在某些领域出现“新功能主义”尝试，对默顿思想加以发展以适应当代复杂社会。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结构功能主义因强调维护现状而受到诸多批评。60年代的新左派视其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意识形态，认为功能主义将社会不平等视作自然产物，为现存等级秩序辩护 ⁵⁷。冲突理论家批判其无视社会矛盾与变革动力，将社会描绘得过于和谐 ⁵⁸。另一方面，符号互动论者指出功能主义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微观互动过程。而功能主义者则回应称，宏观稳定的确离不开微观互动，但仍需要从整体视角理解社会需求。功能主义的衰落在60年代末相当明显，当时有人指出它难以解释种族冲突、学生运动等剧烈的社会变迁 ⁵⁹。然而，默顿等人的修正表明，功能主义可以承认“负功能”和社会紧张。因此，后续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功能主义关注结构与功能的优点，同时结合冲突论的批判视角，以形成对社会更加全面的理解 ⁶⁰。

5. 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冲突理论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先声，强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不平等。虽然马克思19世纪的学说早已揭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主流社会学才重新接纳冲突视角。在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结构功能主义独大的局面，少数学者如C·赖特·米尔斯等批判其保守倾向，呼吁关注精英统治和阶级利益冲突。6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动荡（如反战、民权、学生运动）证明冲突观的重要性，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在学界兴起 ⁶¹。这一时期，兰道尔夫·达伦道夫等人发展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将社会视为由矛盾与变迁驱动的过程。由此，冲突理论逐渐成为与功能主义并立的主要范式。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经典来源是马克思，其关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论断奠定了冲突观的基础。现代冲突论者包括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他在《权力精英》一书中分析美国权力结构，揭露精英集团对社会的控制。德国学者拉尔夫·达伦道夫强调工业社会中权威关系导致的冲突，将社会视为由支配与服从两类群体构成，各群体利益对立。刘易斯·科塞将功能主义的观点与冲突融合，提出冲突也有积极功能，如释放压力、促进社会变革等。此外，1970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和种族批判理论也可看作冲突理论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关注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

核心理论内容： 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并非和谐整体，而是充满不同群体的利益斗争。社会结构往往反映支配群体对被支配群体的剥削和控制 ⁶²。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生产资料和意识形态霸权来维护自身利益，而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这一理论强调权力和不平等：资源和权威的分配不均导致了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系统性不公 ⁶³。在冲突论视角下，法律、教育等制度并非纯粹中立，而是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用于维持现状。社会变迁主要源自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的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建立。

在社会学内部的影响： 冲突理论为社会学注入了批判性视角，广泛影响了不平等、偏见、犯罪等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开始关注阶级分层、族群矛盾、性别歧视等问题。例如，针对刑事司法的不平等、劳工运动与产业关系、全球贫富差距等，都运用了冲突论分析权力如何运作。冲突理论也深化了对社会变迁的理解，不再将变迁视为例外或病理，而是视作常态和进步动力。此外，一些子理论如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都建立在冲突观点基础上，分析特定权力关系（种族、性别）造成的压迫。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冲突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针锋相对。功能主义强调共识和稳定，冲突论则强调分歧和变革 ⁶⁴。前者把社会问题解释为失调可以自我调节，后者则将许多社会现象视为不公的结果，需要通过斗争改变 ⁶⁵。冲突理论还与符号互动论互补：互动论着眼微观互动如何反映和再生产权力关系，例如日常交往中的刻板印象或刻意顺从。由于冲突论聚焦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一些批评者认为它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合作的一面。然而，冲突论的拥护者会指出，表面和谐往往是支配力量运作的结果，需要被揭露 ⁶⁶。总体而言，冲突理论为社会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提醒我们关注利益格局和权力分布，理解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结构性不平等 ⁶⁷。

6.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批判理论狭义上指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始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开展跨学科研究，融合哲学与社会科学，旨在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促进人类解放 ⁶⁸。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核心人物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他们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韦伯理性化理论等结合，剖析工业资本主义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新问题 ⁶⁹。二战后，第二代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继承并拓展了批判理论的脉络。批判理论的发展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叶，并在女性主义、后殖民等新兴批判思潮中得到延续 ⁷⁰。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贡献卓著。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概念，对比“传统理论”，倡导理论应以批判现实、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 ⁷¹。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合著《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在资本主义下蜕变为工具理性，导致新的统治形式。他们还提出“文化工业”批判，揭示大众文化被资本操控、麻痹大众批判意识 ^{72 73}。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扼杀了否定性思维，使个人陷入消费和安逸的单向度。他60年代成为新左学生运动的精神导师。本雅明则从美学角度批判现代文化商品化。第二代中，哈贝马斯最为杰出，他提出交往理性理论，强调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达到共识，以重建批判基础。

核心理论内容： 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在理论分析中引入规范视角，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公与意识形态，以期促进解放 ⁷⁴。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经济剥削压迫人，也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来维系统治。他们批判文化工业将艺术变为商品、娱乐代替反思，使公众丧失批判能力而甘于现状 ⁷⁵。他们还批判启蒙理性异化为控制自然和人的工具理性，导致极权主义和异化现象 ⁷⁶。总体而言，批判理论质疑“一元化”的进步叙事，强调揭露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比如资本主义如何制造虚假需求、同化反对力量等。同时，批判理论保留了解放的希望，例如阿多尔诺相信“自主的艺术”仍有乌托邦冲动，可对抗文化工业的麻醉效应 ⁷⁷。哈贝马斯进一步将批判焦点转向公共领域与沟通行为，主张通过理性沟通克服制度的殖民，以实现商谈民主。

在社会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批判理论对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对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判研究，被视为文化研究的思想先驱 ⁷⁸。他们的著作培养了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新左派和六八学生运动深受马尔库塞等人思想激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社会学中成为宏观-微观结合的新尝试，对民主理论、法律社会学都有贡献。更广泛地，批判理论传统孕育了各种“批判性”理论形态，如女权主义理论、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理论、后殖民理论等，这些理论承继其解放旨趣，反思各自领域的权力结构 ⁷⁹。可以说，批判理论提供了一套持续质疑现状、追求社会正义的思想范式，被不同运动和学科所借鉴。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批判理论与传统实证社会科学存在方法论分歧。前者主张理论必须反思和批判社会，带有规范立场，而传统社会科学强调价值中立。这种分歧在1960年代的“实证主义争论”中表现明显：阿多尔诺与波普尔等就社会研究的方法进行论战，批判理论阵营强调社会科学应揭露社会矛盾而非仅描述 ⁸⁰。批判理论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正统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们反对经济还原论，重视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统治机制，因此也被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过于关注上层建筑。然而，批判理论通过不断演进（如哈贝马斯与福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对话 ⁸¹），吸收新观点以丰富自己。直到今天，“批判性”仍是众多社会理论的重要品格，而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则体现于各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持批判态度的理论之中 ⁸²。

7.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其直接起源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他主张从语言内部关系体系理解语言，这种观念在1920-30年代传播到布拉格、莫斯科等学派 ⁸³。二战后，结构主义在法国的人文学科中蓬勃发展，被视为对存在主义等强调主体能动性思潮的反动 ⁸⁴。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学，通过分析神话、亲属关系中的深层结构，揭示各文化背后的普遍模式 ⁸⁵。随后，结构主义影响扩及文学批评（罗兰·巴尔特等）、心理学（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和哲学等领域。到1960年代末，结构主义本身遭遇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批判与超越 ⁸⁶。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在结构主义发展中，不同领域有各自的重要人物。语言学领域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将语言看作符号系统。人类学的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应用最成功者，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亲属称谓、神话传说等都有统一的结构模式，例如通过分析神话可以发现二元对立的普遍思想结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用结构语言学改造弗洛伊德理论，将无意识视为“语言所结构”之物。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本和叙事。总体而言，结构主义者相信，表面纷繁的人类行为和观念之下存在一些不变的结构，这些结构决定和限制了个体的思想与行动 ⁸⁷。

核心理论内容： 结构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各种人类文化现象（语言、习俗、神话、艺术等）并非独立个体自由创造的产物，而是由深层的结构或范式所决定 ^{88 89}。这些结构由元素及其关系构成，研究者应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其背后的结构模式。例如，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不在于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对应 ⁹⁰。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神话故事，发现各社会神话中有共同的结构模式，如二元对立（生/死、自然/文化等）的转换。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和关系性：任何要素只有置于整体结构中才有意义 ⁹¹。因此，个人的观念和行为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产物而非完全自主。这种方法论一度在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应用，试图寻找普遍规律。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法国知识界的显学，也传导到社会学中。一些社会学家受其影响更加注重社会网络和关系模式，例如后来的网络分析可看作结构思维的延伸。结构主义对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显著：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奠定了亲属关系和神话研究的新框架，巴尔特等开启了符号学分析风潮。甚至在哲学上，阿尔都塞提出“结构马克思主义”，用结构观点解释社会与意识形态。另外，结构主义也对文化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有启发意义。然而，在社会学主流中，结构主义作为整体理论并未像在人文学科那样长期占据中心，更大的影响反而通过其引发的后续理论（如后结构主义）体现。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人本思想存在直接冲突。存在主义者强调个体自由选择，而结构主义者认为个人受隐蔽的社会结构制约 ⁹²。60年代末，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提出批判：他们认为结构主义过于强调普遍结构，忽视了历史变迁和权力因素 ⁹³。例如，福柯承袭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知识规则，但更强调权力关系对话语的塑造，因此被归为“后结构主义”。随着这股批判浪潮，结构主义在70年代让位于后结构/后现代思想。然而，结构主义对社会理论的贡献仍在于突出结构因素的重要性，提醒研究者关注深层模式对社会现象的影响。这一点在当代社会学如网络分析、制度分析中仍有回响（只是通常不直接冠以“结构主义”之名）。可以说，结构主义与后来的能动性理论之间的张力，推动了社会理论对结构与行动关系的持续探讨。

8.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后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理论界，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系列批判与修正。随着结构主义在60年代影响达到顶峰，年轻一代思想家开始质疑其假定的稳定结构和普遍规律。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等人常被归为“后结构主义”阵营。他们并非组成统一学派，而是分别对结构主义的不同方面提出质疑 ⁹⁴。19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反文化潮流也促使理论界反思传统思想框架的局限，强调多元与不确定性。1970年代后，“后结构主义”概念逐渐流行，用以概括那些对二元对立、客观结构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取向 ⁹⁵。这些思想在80年代传播到英语世界，与“后现代主义”常常相提并论。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米歇尔·福柯通过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展示历史中话语结构的断裂和演变，反对普遍历史规律。他的工作（如《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经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范例，因其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机制。雅克·德里达创立了解构方法，质疑语言中的二元对立和确定意义，他在《论述Writing and Difference》等作品中挑战了结构主义对语言系统稳定性的假定。罗兰·巴尔特在后期抛弃“作者中心论”，宣告“作者之死”，倡导读者对文本的多重解读。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瓜塔里合著《千高原》，提出“游牧思想”，反对树状的结构模式，主张分散、多中心的“根茎”结构。总体而言，这些人物都反对先验的结构，强调意义和主体的不断生成与不稳定。

核心理论内容： 后结构主义并非单一直观，而是一系列共同倾向，包括：反本质主义（认为没有固定本质或统一结构可以完全解释社会现象） ⁹⁶；反二元对立（批判简单的二分法，如善/恶、理性/非理性等，并揭示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 ⁹⁷；强调差异和多样性（认为意义是流动的、多重的，不受单一框架约束） ⁹⁸。例如，德里达主张通过“解构”分析概念二元对立，显示出被压抑的一方如何潜存于显性概念之中，从而打破对立的封闭结构 ⁹⁹。福柯则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没有永恒不变的知识结构，每个时代的话语体系都不同且充满斗争。总体而言，后结构主义质疑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稳定结构，认为各种意义体系都是由更广泛的权力网络和历史情境所构成 ¹⁰⁰。因此，它更关注实践中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暧昧性，关注边缘、异常之处，以颠覆看似自然的秩序。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后结构主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推动了文学理论从关注文本结构转向关注读者解释和文本多义性；在哲学上引发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也促进了对话语、符号和权力细节的微观研究。例如，话语分析、社会建构主义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想启发，重视对语言实践和意义生产过程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还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其对总体叙事的怀疑和对碎片化体验的描述在艺术、建筑和社会批评中都有体现。此外，后结构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结合诞生了酷儿理论和后现代女权主义，强调性别和性取向范畴的流动性 ¹⁰¹。可以说，后结构主义通过打破传统范式，给予学术研究更大自由去探索意义与权力的错综关系。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后结构主义与传统理论、包括早期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分歧。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批评后结构主义过于否定整体结构，导致相对主义倾向。然而，也有思想家（如詹姆逊）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话，承认符号和文化生产的自主作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往往交织使用：一般认为后结构主义更多是一种分析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则描述一种文化状况，但二者共享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和对多元可能性的张扬 ¹⁰²。有批评者指责后结构主义模糊了真理标准，陷入虚无主义，但支持者认为其意在揭示任何“真理”背后的权力逻辑。尤尔根·哈贝马斯就曾批评德里达、福柯“否定理性”，而后结构主义者则反驳启蒙理性本身就包含压迫性 ¹⁰³)。总体而言，后结构主义通过与结构主义、现代性思想的辩论，极大丰富了理论工具箱，使研究者能够重新审视许多被视为当然的概念（主体、理性、真理等），在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9.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后现代主义并非严格的学派，而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一系列文化、思想潮流的统称。作为文化状况，后现代性通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进入高度消费和媒体化社会所出现的新特征，如价值多元、怀疑宏大叙事、风格拼贴等 ¹⁰⁴。1950-60年代，“后现代”一词首先在建筑和文艺批评中使用，以区别于现代主义风格 ¹⁰⁵。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报告中，系统提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这一定义：“简言之，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持怀疑态度” ¹⁰⁶。20世纪80-90年代，后现代主义观念广泛传播，被应用于艺术、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以描述当代社会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它与后结构主义常常相互关联：后结构主义提供了理论方法，后现代主义更多指涉时代特征。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被视为理论化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他的定义揭示了后现代思想的精髓，即对包括宗教、启蒙、人类解放在内的一切“大叙事”的怀疑 ¹⁰⁷。让·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社会“拟像与仿真”的状况，认为真实已被大量媒介图像所取代，进入“超真实”状态 ¹⁰⁸。他提出在后现代，符号和现实已无明确界限，人们生活在由媒体制造的拟像世界中，这种“超现实”观点对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¹⁰⁹。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剖析后现代文化，称其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指出消费主义盛行、深度缺失和历史情感的消退。其他如兹格蒙特·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概念）等也探讨了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

核心理论内容： 后现代主义总体上质疑启蒙以来追求统一、理性的观念，主张承认多元的、局部的真理。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对元叙事（统一的历史进步或普遍真理）的不信任 ¹¹⁰；强调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认为个人身份、社会经验趋于分散，没有单一权威视角；反讽和拼贴成为后现代文化典型风格，正如建筑中将各种历史风格混用，文学艺术中大量戏仿和戏谑 ¹¹¹。在思想上，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后结构主义对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批判，拒绝认为有一个基础性的客观现实能被理性完全掌握 ¹¹²。利奥塔特别指出，“现代性的大叙事”（如理性进步、历史目的论）在后现代条件下失去公信力 ¹¹³。因此，后现代社会被描述为文化多元且无中心的，各种价值、身份并存，宏大意识形态让位于消费和娱乐逻辑。这同时带来对相对主义的担忧：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走向虚无和犬儒，但支持者则认为它真实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状态 ¹¹⁴。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分析工具影响广泛。在社会学中，有学者用“后现代社会”来描述当代社会的新现象，如消费者社会、全球化冲击下的身份重塑等。比如鲍德里亚对媒体文化的分析影响了传播学、媒介研究领域。利奥塔的思想激发了对科学知识合法性的讨论，他提出知识也变成了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后现代主义更在艺术和文艺批评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建筑上从功能主义转向装饰折衷，美术上从抽象转向观念与多媒体并存，文学上打破传统叙事，出现元小说、碎片结构等。政治思想中，后现代主义鼓励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肯定少数群体经验的合法性 ¹¹⁵。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结合，使理论更关注边缘群体的声音。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后现代主义引发许多争议。哈贝马斯等人批评后现代主义反启蒙，认为其否定普遍理性和规范，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回应说，他们只是揭示出现代性假定中的独断与排他，将理性神话化本身就是启蒙未竟的自我批判 ¹¹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更复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接纳了后现代文化分析，如詹姆逊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解读后现代现象，指出其背后的资本逻辑 ¹¹⁷；另一些则担心后现代主义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力。还有学者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性的延续（极端现代性），而非截然断裂 (Postmodernism |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通过张扬多样性和反思权威，对社会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提醒研究者和公众，任何真理叙事都可能包含权力利益，因而需要保持怀疑精神并倾听不同群体的诉求 ¹¹⁸。

10.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诞生于学界和社会对“大众文化”重新评价的背景之下。二战后，英国学者如雷蒙·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意识到有必要研究传统上被轻视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日常生活 ¹¹⁹。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霍加特创立、斯图亚特·霍尔继任领导，被视为文化研究学科正式确立的标志 ¹²⁰。早期文化研究致力于打破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主张研究被主流史书忽略的草根文化实践 ¹²¹。该领域在70年代进一步发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探讨青年亚文化、种族议题和性别再现等 ¹²²。80年代后，文化研究传播至美国、澳洲等地，成为跨学科国际潮流，并持续演进。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通过自身工人阶级成长经历记录了平民社区的生活习俗和读物消费，强调普通人的文化意义 ¹²³。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整体”，反对将文化仅视为艺术精华。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担任伯明翰中心主任期间，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化：他采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分析媒体如何传播支配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也研究边缘群体如何产生对抗性解读。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解释电视观众可能对节目信息采取主导、协商或对立的解读立场。其他学者如保罗·威利斯（研究工人子弟亚文化）、迪克·赫布迪奇（研究朋克亚文化）等也做出重要贡献。他们都致力于揭示日常文化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和创造性抵抗。

核心理论内容： 文化研究将文化定义为包含信仰、习俗、日常实践在内的广泛生活方式。它强调文化并非中性的美学领域，而是与权力和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 ¹²⁴。文化研究者关注大众文化（流行音乐、电视、时尚等）如何与社会权力系统相互作用 ¹²⁵。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既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透过媒体再现来强化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 ¹²⁶），也可以成为抵抗的场域（弱势群体通过重塑符号赋予自身声音）。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实践的主动性，认为普通人的日常文化行为中蕴含意义生产的能动性。例如，青少年挑选穿戴某品牌服饰，不仅消费商品，也在表达身份和态度。文化研究常采用符号分析和文本解读方法，剖析影视、广告等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同时也进行田野研究观察亚文化群体如何通过独特风格对抗主流价值 ¹²⁷。总体而言，其核心在于揭示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实践既受制于阶级、种族、性别等结构，又为结构内的人们提供了意义创造和抵抗的空间。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文化研究以其交叉学科性质著称。它糅合了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方法与理论 ^{128 129}。在社会学中，文化研究影响了对媒体、消费、亚文化的研究，丰富了对社会不平等文化维度的理解。它的研究范式也推广到全球：美国学者吸收文化研究分析种族刻板印象、性别再现等问题；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也发展出本土化的文化研究取向。此外，文化研究培养了大批关注文化正义的学者，它对今日的媒体素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对抗文化霸权的行动都有所贡献。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文化研究与传统人文学科（如经典文学批评）存在理念差异。传统精英文化观往往鄙视大众文化，而文化研究则主张严肃对待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从而一度被学院派视为不登大雅之堂 ¹³⁰。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研究逐渐在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但其跨学科和批判性的取向有时仍遭质疑。此外，文化研究内部也经历理论演变：早期偏重阶级分析，后来纳入种族和性别维度。例如斯图亚特·霍尔本人在70年代后更加关注种族议题。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存在渊源又有区别：法兰克福学派悲观地认为大众文化完全是资本控制的“文化工业”，而文化研究则强调受众的主动诠释能力，给予草根文化以更多积极评价 ¹³¹。可以说，文化研究既延续了批判理论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又克服了其精英主义和悲观论调，发展出对日常文化更复杂的分析视角 ¹³²。

11. 女权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女权主义理论作为系统思想在20世纪逐步成形，伴随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而发展。现代女权主义通常分为“三波”：第一波女权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侧重争取法律权利如选举权；第二波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平等（工作机会、身体自主等），并产生大量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第三波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年轻一代女性提出交叉性、包容性的新观点 ¹³³。在思想史上，早期有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等先驱，但真正将性别不平等系统分析的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被视为女权主义思想奠基之作，指出“女人不是天生而是被塑造成的”。此后，各流派女权理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纷纷出现，剖析父权制的不同面向。进入90年代，第三波女权主义强调种族、阶级与性别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拓展了理论的包容性。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第二波时期出现众多女性思想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1963）中批判了家庭主妇角色对女性的束缚，引发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凯特·米利特于1970年出版《性政治》，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提出“私人生活也是政治”的口号。谢拉·罗布瑟姆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女性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相连。黑人女性主义者如贝尔·胡克斯强调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贝尔·胡克斯给女权主义下了著名定义：“简单说，女权主义是要终结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 ¹³⁴。这一定义突出女权主义的反压迫本质，而不将男性视为天生敌人 ¹³⁵。20世纪末，金伯利·克伦肖作为法律学者提出“交叉性”概念，分析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交汇处的独特处境 ¹³⁶。这些代表人物共同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对不同层面的性别不平等进行揭露和批判。

核心理论内容： 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批判父权制（patriarchy）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它认为性别差异并非天然合理，而是社会建构和权力关系的产物 ¹³⁷。女权理论者揭示在家庭、职场、政治、文化等领域，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被赋予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通过观念和制度再生产。例如，激进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深植于社会结构，导致男性在家庭和社会拥有统治地位；自由女性主义则强调通过法律改革实现男女平等权利，如平等就业、同工同酬等。女权主义还引入了性别（gender）*概念，将其与生物性别区别开来，强调男女角色是社会塑造的。诸如博瓦娃所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道出了性别刻板印象的人为性。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交叉性：不同身份（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叠加会产生独特的压迫体验 ¹³⁸。例如黑人女性同时遭受性别和种族歧视，任何单一维度的分析都不足以概括她们的处境 ¹³⁹。交叉性理论提醒女权主义要包容不同女性群体的多样经验，不再以中产白人女性为默认。总之，女权主义理论关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与表现形式，致力于分析并消解支撑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结构。

在社会学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女性主义理论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学界反思研究对象和者的性别盲点，推动“将女性纳入”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中出现性别社会学分支，将性别纳入对分层、组织、家庭等问题的分析。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视角（强调研究者意识到自身定位）和参与行动研究等。它还推动历史学、人类学重新审视过去，由此产生大量关于女性历史和他者视角的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也与其他批判理论结合，丰富了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理论等领域的分析。例如，克伦肖的交叉性概念已成为讨论多重歧视问题的标准工具 ¹⁴⁰。在实践上，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了许多社会政策变革，如反对职场性骚扰、提倡家庭暴力立法、推进社会对育儿和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等 ¹⁴¹。当代“第四波”女权主义兴起（大致2010年代），强调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对抗性别暴力和污名，也依赖于前述理论奠定的意识。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女性主义理论与传统理论往往形成补充和批判关系。早期主流社会学对性别议题重视不够，女性主义出现后，传统理论被迫检视自己假设的性别中立性。例如，功能主义将家庭角色男女二分视为合理分工，女权主义者则批评这是为父权制分工做辩护。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分析重点，女权主义者则指出性别压迫并非简单从属阶级矛盾，需要独立分析（也由此产生了社会主義女性主義以结合二者）。女性主义理论内部也有辩论：自由派与激进派在策略和理论上常分歧，前者追求体制内平等，后者要彻底颠覆父权制结构；第三波批评第二波忽视了有色人种、同性恋女性的经验，推动理论更多元 ¹⁴²。此外，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在20世纪末展开对话：后者质疑传统女性主义有时默认为“两性”框架，而忽视性别和性取向的流动性。然而，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已采纳酷儿理论见解，形成跨性别女性主义等融合观点。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理论大大拓宽了社会理论的视野，将性别维度确立为理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不断与其他理论交流融合以保持自身的包容和锋芒。

12.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历史大背景。随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人们开始反思殖民主义遗产对文化、身份和知识体系的深远影响 ¹⁴³。早期的重要声音来自革命实践者，如法国籍黑人心理医生弗朗兹·法农在其著作《被压迫者》（1961）中从心理和文化层面深刻分析了殖民压迫的毁灭性后果 ¹⁴⁴。20世纪70年代末，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东方学》（1978），以西方如何建构“东方”的话语为研究对象，被视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 ¹⁴⁵。80-90年代，此领域进一步拓展，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提出“底层能否发声？”问题）和后殖民混杂理论（霍米·巴巴提出文化“杂糅”和“第三空间”概念）。后殖民理论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引发广泛影响，其批判视角成为认识全球不平等和文化霸权的重要方式。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弗朗兹·法农是后殖民思想先驱之一。他在《黑皮肤，白面具》（1952）和《全世界无产者》（又译《地球上的受苦者》）等著作中，剖析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身份和心理的摧残 ^{146 147}。法农指出，殖民统治强加给殖民地人民一种贬低自身的形象，造成深刻的精神创伤；他主张通过暴力反抗来治愈这种被压抑的奴性心理 ¹⁴⁸。爱德华·萨义德以《东方学》开创了后殖民学术批评，他揭示西方学者笔下的“东方”形象其实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创造的刻板他者形象 ¹⁴⁹。萨义德因此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启发者和精神导师” ¹⁵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在著名论文《底层能否发声？》（1988）中探讨了被殖民底层群体（如印度寡妇）如何在殖民和父权双重压迫下失语，引发对后殖民话语代表性的反思。霍米·巴巴通过《文化的定位》（1994）等著作提出文化“杂糅”概念，认为殖民过程产生了不纯粹的混杂文化身份，主张利用这种“第三空间”瓦解殖民二元对立思维。

核心理论内容： 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是在学术和文化上去殖民化，质疑和颠覆殖民者在殖民时期及后殖民时期对知识和话语的垄断。它强调帝国主义和殖民经验对被殖民社会乃至全球的持续影响 ¹⁵¹。一方面，后殖民理论揭露殖民话语（例如“东方主义”）如何构建殖民地人民为“落后”“野蛮”的他者，从而为殖民统治辩护 ¹⁵²。另一方面，它关注独立后国家继续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即殖民体系遗留的全球经济南北差距问题。依附理论就源自拉美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的分析，认为殖民和新殖民导致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地位，持续受到剥削 ¹⁵³。后殖民理论者强调结构差异：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简单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必须考虑殖民带来的独特挑战 ¹⁵⁴。他们还提出文化抵抗的理念，主张通过书写、艺术等方式重塑被殖民者主体性。例如，萨义德主张被压迫民族要争夺话语权，“为自己讲述故事”而非任由西方叙述。在方法上，后殖民理论常采用解构和话语分析，阅读殖民档案、文学作品以挖掘殖民权力隐含的假设，并重新评估殖民地人民的历史主体性。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后殖民理论如今已成为人文社科重要的批判视角。它对历史学促成了“从下往上”的殖民史研究，突出殖民地人民的能动性而非只是受害者形象。对文学批评，它催生了“后殖民文学理论”，发掘非西方作家的作品价值并分析殖民经验的文学表达。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深受其影响，更加关注西方学科自身的殖民渊源，以及当前全球体系中的知识不平等。举例来说，社会学者重新审视早期理论（如涂尔干、韦伯的普遍论）时，会考虑当时的殖民背景对理论的影响。后殖民理论也与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等结合，探讨当代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历史根源。与此同时，许多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者直接受后殖民思想影响，通过电影、小说等为被压迫群体发声。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复杂的关系：二者都强调全球剥削，但马克思主义早期侧重阶级，往往忽视殖民问题的重要性。后殖民理论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欧洲经验为中心、未能充分解释帝国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因此，出现了结合二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提出，将整个世界自16世纪以来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来分析核心-边陲关系） ¹⁵⁵。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也结合成后殖民女性主义，斯皮瓦克等人批判西方女权话语在殖民背景下可能重演帝国逻辑（如英国殖民者曾打着“解放印度妇女”的旗号巩固统治）。在方法上，后殖民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紧密：两者都采用解构等方法批判权力话语。实际上，福柯、德里达等法国理论被后殖民学者广泛引用。但也有人担心过度倚重高深理论可能让具体的被殖民者声音再次被遮蔽，这是斯皮瓦克所提醒的“底层能否发声”问题。总的来说，后殖民理论为社会思想注入了全球视野和历史批判维度，促使西方学者反思自身中心地位，推动学术民主化和知识生产的多极化 ¹⁵⁶。

13. 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批判种族理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法律学界。其直接起源是法律现实主义和民权运动后的反思：尽管60年代通过了许多民权法案，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依然根深蒂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进步法律学者（如德里克·贝尔、金伯利·克伦肖等）对传统民权法律理论感到不满，认为需突破自由主义法律框架来解释制度性种族主义现象 ¹⁵⁷。这些学者在1980年代逐渐形成一个松散学派，被称为“批判种族理论”。他们借鉴了批判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批判精神，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关于主体定位的观点，将种族视为法律和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范畴加以剖析。CRT在1990年代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应用于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用以解释教育差距、刑事司法偏见等问题 ¹⁵⁸。21世纪以来，CRT的观点更扩展到公共讨论，但同时也在美国引发政治争议。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德里克·贝尔被誉为批判种族理论之父。这位哈佛法学院教授在1970年代提出“利益汇合”理论，指出白人只在有利己利益时才推动种族进步，解释了为何法律改革常无法根除种族不公。金伯利·克伦肖不仅是CRT早期参与者，还贡献了“交叉性”概念：她在1989年将该术语引入法律理论，揭示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歧视是种族和性别交织的独特形式 ¹⁵⁹。克伦肖强调，如果分析不考虑交叉性，就无法充分理解被压迫群体的处境 ¹⁶⁰。理查德·德尔加多与珍·斯蒂凡西克合著了多本CRT读物，提炼CRT基本主张并广泛传播。其他诸如玛利·马atsuda、派翠西亚·威廉姆斯等法律学者也对CRT的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CRT思想被一些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采用，如爱德华多·博尼利亚-席尔瓦分析“颜色盲种族主义”，就受到CRT影响。

核心理论内容： 批判种族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种族主义并非个别人偏见的问题，而是深植于法律和制度结构之中的系统性现象 ¹⁶¹。CRT学者认为，表面上中立的法律规则和社会政策，实际上可能维持着对白人的优势和对有色人种的压迫 ¹⁶²。具体来说，CRT强调：1）种族社会建构论：种族不是生物实在，而是社会赋予的标签，却具有真实的社会后果 ¹⁶³。2）制度性/结构性种族主义：不平等结果往往源自复杂的制度运作而非个人蓄意歧视 ¹⁶⁴。例如，美国司法体系中看似公正的量刑制度，却导致非裔美国人监禁率远高于白人 ¹⁶⁵。3）批判自由主义：CRT批评传统自由主义法学过于强调渐进改良和形式平等，而忽视深层权力关系 ¹⁶⁶。他们指出法律声称的“颜色盲”（不考虑种族）往往掩盖了实际的歧视性效果 ¹⁶⁷。4）叙事方法：CRT鼓励运用有色人种亲身经历的“对抗性叙事”来挑战主流叙事 ¹⁶⁸，认为少数族裔讲述自身故事对于揭示隐蔽的种族主义至关重要。综上，CRT致力于揭穿种族不平等的隐性机制，将种族视为透视社会权力的一把利刃，并主张寻求变革以实现实质正义。

在社会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CRT最初在法学领域兴起，但很快渗透到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社会学家采用CRT观点解释阶级与种族交互作用，例如博尼利亚-席尔瓦提出“新种族主义”理论，说明种族主义在当代以隐蔽方式持续。教育领域的学者如格罗莉亚·拉兹等运用CRT分析学校制度和课程如何再制种族不平等，并倡导现实教育来增进对少数族裔学生的支持。CRT也催生了子分支，如拉丁裔批判种族理论、亚洲裔CRT等，关注不同族裔群体的特殊经验 ¹⁶⁹。此外，CRT的交叉性视角与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结合紧密，发展出酷儿CRT、残障CRT等交叉框架，丰富了对多重身份人士境遇的理解 ¹⁷⁰。需要指出的是，CRT不仅是学术理论，也是社会运动思潮，对反对警察暴力（如Black Lives Matter）等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正因其挑战既得利益，CRT在美国也遭遇保守势力抨击和曲解，成为近期“文化战争”的争议焦点 ¹⁷¹。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CRT与传统民权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种族问题解决路径。自由主义民权观相信通过渐进立法和观念改变可消除种族主义，而CRT则指出这种方法的局限——法律形式平等未必带来实际平等 ¹⁷²。例如，1960年代民权法通过后，非裔的经济地位依然严重滞后，CRT学者据此批判“种族中立”政策掩盖了制度偏见 ^{173 174}。CRT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对结构剖析的传统，但批评经典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种族作为独立分析维度，因而CRT更加注重种族资本主义的概念，分析资本积累与种族压迫的交织。和女权主义的关系方面，CRT非常重视交叉性，因此与黑人女权等思想高度契合。事实上，克伦肖同时是CRT和交叉性理论的奠基人，将性别纳入CRT分析是其一大特色 ¹⁷⁵。反之，一些传统女权主义者因经验局限，早期未充分考虑种族因素，这正是交叉性提出的缘由。此外，CRT对学术的方法论也提出挑战：它突破了严格实证范式，引入叙事、自白等方法，曾被质疑不够“科学”，但CRT学者反驳说这正是主流学术本身的偏见，需要用边缘声音来平衡知识生产 ¹⁷⁶。总之，CRT以其批判锋芒丰富了社会理论，对理解和抗击当代隐形种族不公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14. 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酷儿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对传统性/别范畴的激进重审。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80年代的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研究，特别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对性与身份的解构性分析（如福柯对性史的考察）。1990年，美国学者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出版《柜中窥秘》（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批判社会将人划分为同性恋/异性恋两个对立类别的思维方式，被视为酷儿理论奠基之一。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发表《性别麻烦》，提出性别不是天生而是通过反复“表演”构成的，她对二元性别和异性恋规范的颠覆性观点成为酷儿理论核心。 ¹⁷⁷同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的特丽莎·德劳雷蒂斯组织了一场名为“酷儿理论”的研讨会，这是“Queer Theory”一词首次在学术正式使用 ¹⁷⁸。自此，“酷儿”（原为对同性恋者的蔑称，被运动者重新赋予反抗意味）上升为理论概念。90年代中后期，酷儿理论在文学、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传播，推动对性别与性倾向议题的重新认识。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朱迪斯·巴特勒是酷儿理论的领军人物。她在《性别麻烦》（1990）和随后作品中提出性别表演性理论，主张“性别”并非由生物性别自然引出，而是人们通过服饰、语调、举止等不断重复的社会行为“演出来”的 ¹⁷⁹。这一观点动摇了“男性”“女性”作为固定范畴的观念，为理解跨性别、非二元性别群体提供了理论基础。伊芙·塞奇威克在《柜中窥秘》中梳理了西方文化如何建构和维持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对立，以及这对所有人（不论性取向）的影响。她著名地将“Queer”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动力”或“开放的空间” ¹⁸⁰，强调“酷儿”代表对所有规范性界限的质疑和游移。迈克尔·华纳等学者也推动了酷儿理论的发展，华纳提出了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概念，指出社会默认异性恋为正常标准，从而边缘化其他性实践。酷儿理论的贡献者还包括安妮·玛丽·贾格ose、杰克·哈布斯塔姆等，他们扩展酷儿视角到更多文化现象的分析中。

核心理论内容： 酷儿理论挑战所有关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传统分类，主张这些身份范畴不是自然的、固定的，而是社会历史构造且可流动变幻的 ¹⁸¹。其关键理念有：1）解构二元：质疑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认为现实中的身份往往不符合这两分法（如双性恋、跨性别、非二元者的位置模糊了这些界线）。酷儿理论者研究这些“缝隙”和“不协调”，揭示出性与性别的多样光谱 ¹⁸²。2）反异性恋中心：批判社会将异性恋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把其他性取向视为偏离 ¹⁸³。他们分析家庭、法律、媒体等如何强化这种异性恋规范，并倡导反抗策略。3）性别表演性：正如巴特勒所论，性别身份不是内在本质，而是通过重复行为施行出来的 ¹⁸⁴。表演的重复制造了性别“真实”的幻象，但也意味着通过不同的表演可以扰乱既定的性别秩序。例如男扮女装、拖皇秀等实践就被视为对性别规范的颠覆性“戏仿”。4）拥抱“酷儿”：酷儿理论重新赋予“Queer”以积极意义，用来涵盖各种非规范的性/别身份，并当作理论工具去审视广泛的文化现象。总的来说，酷儿理论旨在打破同质化身份标签，突出流动性、混杂性和差异性 ¹⁸⁵。它认为这种解放不仅有利于性少数，也解放了多数人，因为所有人都被狭隘性别规范所局限。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酷儿理论首先在文学和文化批评中取得突破，许多批评家用酷儿视角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影视作品中的性别与性暗示。然而，其影响很快扩展到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中，一些学者采用酷儿理论考察社会制度如何构建和处理非异性恋者的生命历程，如医疗系统对跨性别者的诊断，学校文化中的同性恋污名等。这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理解性少数群体的需求。人类学领域也有以酷儿视角研究不同文化中的性别认同，如对南亚希拉（第三性别群体）的研究等。酷儿理论还与女权主义深入对话：早期部分女权主义者对于跨性别和同性恋议题态度保留，酷儿理论推动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反思，使当代女权运动更加包容LGBTQ群体经验。另外，酷儿理论影响了流行文化和社会运动，例如当今很多LGBTQ+活动都以“酷儿”自称来表示对规范的拒绝和自豪。学术之外，酷儿理论思考也渗透进艺术创作、时尚风潮，对打破刻板性别形象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酷儿理论与传统性学理论（如医学性倾向分类）处于对立面。后者倾向将同性恋等视作可以测量的固定群体特征，而酷儿理论认为这种分类本身就是权力作用的结果，要被批判性拆解 ¹⁸⁶。酷儿理论也批评某些第二波女权主义观点的生物决定论或对跨性别的排斥（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曾认为跨性别女性“窃取”女性身份）。这在理论和运动中都造成张力。然而，近年来，女性主义理论主流已吸纳酷儿观点，承认性别多样性，将共同的敌人指向父权制和性别规范压迫者。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酷儿理论可说是后结构主义在性/别领域的应用：德里达、福柯等的思想对巴特勒等人影响明显 ¹⁸⁷。因此，酷儿理论继承了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也同样受到批评主义者质疑其相对主义倾向。但酷儿理论拥护者回应道，他们并非否认现实压迫，而是要揭示压迫机制正是通过制造“常态”/“异类”这种二元而发生 ¹⁸⁸。通过打破固有范畴，他们认为能赋予被压迫者新的语言和想象空间，从而有力地挑战现存权力关系。总的来说，酷儿理论以其独特视角丰富了社会思想，让我们重新思考性别与性，在通往更包容多元的社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理论取向，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托马斯定理”等思想：W.I.托马斯夫妇曾提出“若人们把情境视为真实，它就会在结果上真实”这一洞见，暗示了观念对现实的塑造力。但社会建构主义真正成形于1960年代。1966年，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合著《现实的社会建构》，系统阐述了社会如何通过互动建构所谓现实，被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奠基之作 ^{189 190}。伯格和卢克曼深受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影响，强调日常生活的主体经验对塑造社会知识至关重要 ¹⁹¹。此后，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扩散开来，在社会心理学、科学技术研究、性别研究等领域生根。例如，1970-8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受此启发，认为科学真理本身也是研究共同体通过社群互动建构的。简言之，社会建构主义成为一种广义方法论，渗透到众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中。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无疑是社会建构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们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提出，人们通过互动“习惯化”某些行为模式，再通过相互角色化使之制度化，从而建构出社会客观现实 ¹⁹²。他们还强调知识的社会来源，认为不论日常常识还是宗教、科学知识，都扎根于社会互动的过程 ¹⁹³。除了他们之外，哈罗德·加芬克尔的民族方法学也与建构主义一脉相承：他研究人们怎样在日常对话中创造和维持社会秩序（例如通过“不成文规定”使互动合理化），其工作进一步说明了现实是如何被成员方法性地生产出来的 ¹⁹⁴。科学技术领域的布鲁诺·拉图尔则提出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文化和争议中逐步建构而成。性别研究中，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性理论（性别也是不断建构的结果）亦可看作是建构主义思潮在性别领域的极端深化。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没有单一师承，而是受到不同学科众多学者共同塑造，其核心精神是一致的：社会现实是人造而非天成。

核心理论内容： 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我们视为“现实”的各种现象，其本质并非天然固定，而是人类社会通过互动、语言、观念所共同创造的 ¹⁹⁵。这一论点有几点要义：首先，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现实建构的基础。人通过交互主观经验达成对周遭事物的共同定义，进而赋予其意义并习以为常 ¹⁹⁶。伯格和卢克曼用“习惯化-制度化-合理化”过程说明了这一点：当一个行为被重复执行并被共享认同，就变成制度的一部分，最终被人们视为自然而然 ¹⁹⁷。其次，知识社会学：建构主义关注知识（包括科学、道德、法律等）如何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和被信以为真 ¹⁹⁸。例如，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分类，建构主义者会指出这是医学社群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并非纯客观自然划分。第三，建构主义强调语言和话语的重要性：语言提供了分类世界的范畴和叙事框架，人们通过语言交流巩固对现实的理解 ¹⁹⁹。例如，“国家”、“市场”这些概念是通过社会话语凝聚而成，才在实践中“真实”运作。最后，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现实存在，而是认为对于物质现实的意义诠释、人类反应才是社会研究的重心。正如托马斯定理所言，认知上的真实就会带来行动上的真实后果 ²⁰⁰。因而，建构主义视角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隐含假定方面格外有力，从种族、民族认同到金钱价值，莫不如此。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社会建构主义几乎影响了所有人文社科分支。社会学中，它推动了对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研究，如研究毒品犯罪、青少年问题如何被媒体和公众定义和构建。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建构主义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实验室人类学，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不再将科学看作纯客观发现过程，而承认实验室中的社会互动对知识生产的作用。心理学中出现社会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问题、人格等受社会文化建构；教育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如维果斯基的理论）强调学习是社群互动和意义协商的过程。建构主义也启发了如前述的女权、酷儿、后殖民理论等批判视角：这些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汲取了建构主义理念，指出性别、性倾向、民族等身份范畴是社会建构而成。比如，女权主义者强调“性别是建构的，不是天生的”，酷儿理论质疑“正常”性倾向的建构过程等。可以说，社会建构主义已经融入当代理论的常识，为理解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动态、过程论的视角。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建构主义的崛起最直接地挑战了实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立场。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象有客观属性等待发现，建构主义则认为研究者本身也参与了对所研究对象的建构（比如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会影响受访者反应，从而“生产”数据）。本质主义者认为诸如性别、种族等有先天本质区分，建构主义则反驳这多是社会分类所致——这直接支持了许多批判理论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揭露。由于建构主义相对关注主观经验，有人担心其走向极端会陷入相对主义：如果一切都是建构的，是否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客观标准？建构主义者一般回应说，他们并非否定现实存在，而是强调我们只能通过社会赋予的意义来理解现实。因此建构主义并不妨碍我们关心事实真相，只是提醒要认识到所谓“真相”的社会维度及可能偏见。建构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也有对话：后者承认社会通过共同价值维系秩序，这点与建构主义的思路不谋而合。然而，功能主义倾向于把这些价值当作既定整体条件，而建构主义更想探究这些价值本身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这使两者视角不同。整体来看，社会建构主义已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工具箱中的基本组成，对于我们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从金钱价值、婚姻制度到流行病恐慌）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时时追问，这“现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²⁰¹

16.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理性选择理论源自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20世纪中叶逐渐渗入社会学领域。早在18-19世纪，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就提出人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受行为主义和经济学启发，发展出交换理论框架，将社会互动视为报偿与代价的交换 ²⁰²。霍曼斯1961年的著作《社会行为：其基本形式》奠定了社会交换论的基础，提出了若干社会行为命题。接着在60-70年代，布劳、科尔曼等人将这些想法进一步形式化和推广 ²⁰³。詹姆斯·科尔曼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标志着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达到高峰，他试图用理性选择模型解释包括社会规范、集体行为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理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逐渐将数学、博弈论引入社会分析，使之更加严格。然而，该理论也不断受到人类学、心理学证据挑战，并在90年代后随着社会学多元化而相对式微。不过，它的遗产至今保留在一些领域（如犯罪学、政党政治研究）并与新分析方法（如网络模型、进化博弈）结合发展。

主要代表人物及贡献： 乔治·C·霍曼斯是社会学理性选择视角的开拓者。他以行为心理学原理（如奖惩机制）解释社会互动，提出人们行为趋向于获得奖赏、避免惩罚 ²⁰⁴。霍曼斯认为社会行为可以还原为个体在互动中算计利弊的过程。彼得·布劳则将交换理论扩展到宏观结构，他1964年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分析了交换积累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资源较多者在交换中获得支配地位。詹姆斯·科尔曼综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智慧，构造了形式化模型来解释社会现象。他的“科尔曼船”图示说明如何从个体理性行动推导出集体结果，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阐释。科尔曼等人推动理性选择日益数学化。即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80年代也有人尝试理性选择的改造，例如乔恩·艾利斯将理性选择用于分析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被称作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支 ²⁰⁵。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亦跨足社会议题，用理性选择解释犯罪、婚姻等，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总体来说，这一理论阵营人物相信，不论微观互动还是宏观制度，都可以基于对个体“理性行为”的假设来理解。

核心理论内容： 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个体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²⁰⁶。具体而言：每个人都有偏好和目标，由此对不同行动方案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选择，从而选出对自己最有利（效用最大化）的行动 ²⁰⁷。在社会情境中，这意味着人际互动可被视为一种互惠的交换：双方都会计算能从对方获得什么，付出什么，然后决定是否进行互动或维持关系 ²⁰⁸。例如，友情可以被解释为互相提供精神支持和帮助的交换，婚姻可以看作生活资源、情感等的交换契约。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原则拓展到非经济领域，声称用统一的逻辑解释各种行为，包括看似无私的行为。事实上，理性选择论者会将利他行为解释为个人也获得了内在满足或社会声望等收益，只不过收益形式不同 ²⁰⁹。因此，他们的主张之一是：“一切行动从根本上说都是理性的”，表面上非理性的举动背后仍有个人动机和计算 ²¹⁰。此外，理性选择理论奉行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复杂社会现象（如制度、群体行为）应还原为个体行动来解释 ²¹¹。他们会说，社会结构不过是个人行动的积累结果，理解社会变化须从微观个人选择入手 ²¹²。理性选择理论也引入了博弈论概念来分析多方互动的策略平衡，如用囚徒困境模型说明为何理性个人可能陷入集体困境。总之，此理论以简洁的动机假设构建模型，力图将社会学纳入更严格的分析框架。

在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影响： 理性选择理论在20世纪后期曾对社会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犯罪学、家庭社会学、组织分析等领域。一些犯罪社会学理论（如科恩和费尔森的常规活动理论）假设犯罪者在机会结构下进行理性选择，才会实施犯罪行为，由此发展出通过提高犯罪代价来预防犯罪的思路。家庭和婚姻研究方面，有理论将婚配视为“匹配市场”，分析人如何择偶以最大化利益。在政治社会学中，选民投票、政治参与也被理性选择视角研究，形成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支。此外，理性选择奠定了网络分析和演化博弈等方法学的基础逻辑，让社会学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例如，通过仿真，可以研究理性行动者如何自发形成合作规范等问题。跨学科上，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曾引起他科警惕，但也促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话。许多经济学家涉足社会议题，用这套框架提出见解（如贝克尔分析种族歧视为“偏好”导致的市场现象）。在政策制定方面，理性选择理论鼓励用激励机制调节公众行为，也颇有影响。

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冲突： 理性选择理论引发的批评也非常多。首先，它与结构论和文化论理论存在紧张：批评者认为理性选择过度简化人类动机，看不见社会结构和文化对行为的巨大塑造作用 ²¹³。例如，声称母亲照顾孩子仅仅是“计算收益”显然忽略了情感和文化责任感。其次，利他和规范的问题长期困扰理性选择理论 ^{214 215}。按照纯粹个人利益最大化逻辑，很难解释为何有人会牺牲自己帮助他人或遵守对己不利的规范。理性选择论者试图通过引入“长远利益”“声誉”或“社会制裁”等解释这些行为，但批评者仍认为这是一种牵强的解释，无法充分囊括真正的道德或爱。第三，许多实证研究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表明，人类决策往往并不符合理性选择模型（存在认知偏差、有限理性等）。对此，理性选择理论内部也有调整分支，如承认“有限理性”和“满意化”而非严格最大化原则，但这降低了模型的简洁性。一些社会学家还指出，理性选择理论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极端体现，与社会学强调的整体性和关系性相左 ²¹⁶。它的“还原论”倾向被视为忽略了社会结构不可简化的一面。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的遗产依然存在。当代研究一般承认人在某些情境下具有理性计算性质，但要结合结构文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因此，越来越多理论致力于将理性选择与社会嵌入性相融合，例如格兰诺维特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鲍曼提出“社会理性”概念等。可以说，理性选择理论的峥嵘岁月虽已过，但它对模型化思维和微观动机重视，给社会学思考带来的启示仍在持续。它的成败得失，也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对话素材，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奥秘。